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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潮春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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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潮春事件

平定戴潮春事件后,彰化县官员敬献予梧栖真武宫
日期始:同治元年(1862年)
农历春,戴潮春无力约束天地会下属,会众趁乱起事。
迄:同治四年(1865年)
农历正月,官军收复北势湳(今南投县草屯镇)。
地点
清代台湾淡水厅彰化县嘉义县等区域。
(涵盖今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
结果 同治二年(1863年)清军先擒杀戴潮春,翌年斩杀林日成,红军两大首脑伏法后,其余残部至同治四年(1865年)才扫荡完毕。
参战方
绿营.官军 天地会.红旗军
(台湾中部平原区地主,漳州籍为主)
民间练团.白旗军
(台湾中部沿海区地主,泉州籍为主)
指挥官与领导者

1862年:
孔昭慈(殉职)
洪毓琛
林向荣(阵亡)
曾玉明
吴鸿源

1863年:
吴鸿源(撤职)
洪毓琛(病卒)
丁曰健
林文察
曾玉明
曾元福
戴潮春(四张犁)
林日成四块厝
陈弄(小埔心)
洪欉(北势湳)
林占梅(竹堑)
鹿港郊商诸绅
罗冠英(东势)
林奠国(阿罩雾)
陈澄清(涂库)

戴潮春事件,或作戴万生事件,民间俗称万生反台湾话Bān-sing huán),台湾清治时期三大民变之一,另二为朱一贵事件林爽文事件,又分别为台湾清治时期最早以及规模最大民变。戴潮春事件则是台湾历时最久的民变,影响范围北至大甲,南至嘉义,遍布台湾西部地区。[1][2]

戴潮春事件自同治元年(1862年)春爆发于彰化县(今台中市大墩地区[3]),起因乃官府取缔天地会,不少会众趁势作乱,天地会首领戴潮春无力约束下属,只好顺应起事。除戴潮春之外,其他响应者包含各地具有武装团练的地主或者股首逾三百六十名,其中以林日成洪欉陈弄最有势力。[4][5]

同治二年(1864年)末,清军林文察丁曰健等官员率主力赴台,翌年先后擒杀戴潮春、林日成,并持续收拾余党,同治四年(1865年)才告落幕。[2]

社会背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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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口压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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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自康熙23年(1684年)纳入大清版图后,虽然屡次颁布移民台湾的禁令,但施行下来成效颇有限,在康熙皇帝统治台湾之初,全台湾汉人估不足8万[6],但在乾隆朝(1736年-1795年)人口数量急增,约在1750年代之后,台湾西部人口数已逼近200万。[7]:58-59人口过剩的问题不只在台湾浮现,在18、19世纪期间,更是整个大清帝国面临的普世问题,人口增长但土地资源始终有限的状况下,百姓只好离开原乡,另觅发展。[8]:127-134

初时台湾荒地多,尚得以接纳大量移民来台垦拓,不过,随着人口持续增长,18至19世纪间陆续滋生其他社会问题[6],在台湾为了争抢耕地、水源,出现难以计次的族群械斗(原汉冲突闽客械斗泉漳械斗[7]:63-67[9]:67,其他具代表性的尚有嘉庆朝白莲教之乱道光朝太平天国之乱,动乱原因皆掺有人口过剩的因素。[8]:162-167、174-178

吏治问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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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在19世纪上半叶的道光朝(1821年-1850年),曾任台湾道道尹的徐宗干便形容台湾乃是“三年一大反,五年一大乱”之地,主要归纳出:“地理位置孤悬外,上级监督不易”、“派驻官员不黯台湾通行话,上下沟通困难”、“官员俸禄过低,容易收受贿赂”、“办公经费匮乏,官员有心无力”,以上四项皆是造成台湾当地吏治恶劣败坏、政府权威旁落的原因。[10][11]:96

地方土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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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18、19世纪的台湾官民比例失衡、政府长期处于失能状态,地方秩序常常维系于地方豪强之上。所谓地方土豪,最初系有些人以相同籍贯或宗族力量为号召,不乏以诉诸武力解决各类争端,有些宗族聘请游侠等作为打手,甚至招募部曲,从事保卫家园或者直接的掠夺行为,久而久之形成一武装集团,集团领导者多为地方土豪。[12]:96-103

由于这群土豪在地方上极具政治与经济实力,几乎取代地方官员的权威,地方土豪与地方政府关系十分微妙,有些官员厌恶地方土豪鱼肉乡里的习气,有些则愿意与地方土豪打好关系,但相对应土豪要担负起维持区域和平或者抵御外侮的任务。台湾一些叛乱事件,不少肇因于地方不满政府作为,导致土豪带头向政府作乱,而当有其他土豪势力愿意协助政府镇压叛乱地区,又可以获得“正统”名号[12]:96-103,进而受封官衔、官职,或获取土地、单项专卖等特权[9]

地方土豪以一个同姓氏、同宗族的倾向十分常见,但也会结合不同的地方派系,据地与其他土豪势力争抢粮、米、地、水源,常常有流血冲突之情事。以台湾中部地区为例,19世纪上半叶,被汉人氏族间相互仇杀的影响,大量平埔原住民就被迫迁徙、走避山区;在1830年代,原本盘据台中盆地北缘的客家人也被赶往彰化县东北角(约今东势区)一带,此区又沦落成漳州人泉州人相互染指、武装冲突的区域,地方豪族与豪族之间常怀有宿怨,不难想见。19世纪上半叶,台中一带具代表性的地方豪族有阿罩雾林家(林定邦、林文察等)、北势湳洪家(洪欉、洪璠等)、四张犁戴家(戴松江、戴潮春等)、四块厝的林家、旧社的赖家等等。[12]:96-103、113、130

驻军不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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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熙帝领有台湾之初,因台湾孤绝海外的地理特性,唯恐将领拥兵自重,多采三年一换的“班兵制度”,凡兵丁、将领、官员多从中国内地轮调,而不任用台湾当地人士[13]:48,但后来因时势所需,乾隆朝后渐渐招募台勇入伍,却始终怀着猜忌的态度。[14]:394-399

18世纪以后,台湾人口数量日益上升,在1750年代西部人口约200万[7]:58-59雍正十年(1732年)戌守彰化县以北的台湾北路协,军队员额2400名、乾隆53年(1722年),调整营制,原北路分割成中路营(嘉义县城)与原北路协,合计添兵1097名,台湾北路协总额增为3497名,编制和兵力虽略有调整,但对比人口数量增幅,控制力增加有限。[14]:15-21

此外,当地方若有武装械斗冲突,政府多要求地方豪族出“团练”协助镇压,自嘉庆年间蔡牵事件后,透过民间自组“团练”、“联境”参与城防、随同营兵打战的现象日益普遍[15]:172-175;而军队本身,则因待遇不佳、战力低落之外,班兵时有聚赌斗殴、骚扰民妇、强占民舍之事,未免增添管理上的困扰,清廷对增加台湾军队员额意愿始终不高;清廷在台军事疲弱,也造成台湾民乱频繁、地方土豪趁势作乱的契机。[14]:375-378[16]:214-226

近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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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总督府颁定,通用于 1901 年至 1909 年间的台湾县彰化厅区域图(本图绘制于1905年),此行政区域尚属临时过渡时期,大体延续清制。本图亦记录许多清代的古地名可索骥。

咸丰十年(1860年),太平天国军队侵扰浙江省,时任闽浙总督富察庆端乃上书朝廷,征召台勇协助剿匪,获朝廷准允;咸丰11年(1861年)冬,朝廷募台勇三千名赴往浙江助阵[3]:212,其中约两千名台勇皆是林文察林文明自老家雾峰上谷地区招募而来[12]:116-117,其他在履任台湾镇总兵台湾北路协等职位的将领如曾玉明曾元福等,亦在同一时期调往浙江、福建作战[14]:396,台湾中部一带武装势力由是转移。

戴潮春事件领导人戴潮春,祖籍漳州龙溪,自祖父戴神保以降,不仅是彰化县四张犁一带的地主,家境富裕,而且与官府关系良好,世占台湾北路协“稿识”一职。[4][5]台湾北路协最高指挥官为“副将”,据守“北路协中营”,而中营即设于“彰化县城”内。[14]:17-21戴潮春所担任的“稿识”,亦称“字识”,乃绿营的营务人员,由于军中武人多不通文墨,需另请“稿识”做文书纪录,协助兵马钱粮移籍点交等工作。[14]:314-315

戴潮春兄长戴万桂不满自家田租被阿罩雾人(林文察家族)侵占,与张水(绰号五股水)合作,筹组“八卦会”(或土地公会、天地会),当时土匪盗贼四处流窜,立约村庄若有事,需相互驰援;当时戴潮春为了避免旁生事端,并未涉入八卦会会务。[4][5]根据《戴案记略》所述,彰化县其他地方亦有类似结会的乡里联保组织,即泉州裔组成的“同安寮十二庄”,大总理陈庆安,以今福兴乡埔盐乡一带为据点。[5][17]

咸丰11年(1861年),原北路协副将曾玉明升任福建福宁镇总兵,由夏汝贤补缺,戴潮春尚任职稿识,而该年冬季,彰化知县高廷镜下乡出巡,不知何故,戴潮春逮捕一批土棍流氓献予高廷镜,此事令夏汝贤不愉。夏汝贤以戴潮春怀有不忠之心为由,向戴潮春索讨贿款。戴潮春不从,被迫革职。戴潮春返回家乡四张犁之后,兄长戴万桂已离世,戴潮春遂以培养“团练”为名号,顺势承接“八卦会”业务,改组成“天地会”。因当时治安普遍不佳,地方秩序常维系团练主持,不乏富户挟资投效,使天地会众人数激增,戴潮春家族从原本自有团练300名,至同治元年(1862年)间,天地会计香簿所载党员已逾万人。[4][5][16]

导火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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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知县高廷镜与戴潮春交好,高廷镜在任时,常借重戴潮春之力,随官捕盗,至同治元年(1862年)春,高廷镜卸任,改由雷以镇出任彰化知县,雷以镇初时仍倚重戴潮春各处捕盗,但此时戴潮春统御的天地会成员已然过多,未必尽听戴潮春号令,从春季间渐趋失控,开始在彰化县各处作乱。

同治元年(1862年)三月初五,按察使衔台湾道道员孔昭慈率六百名兵勇循例春巡,顺道赴彰化剿乱,亦檄召时任淡水厅同知秋曰觐南下襄助平乱。[3]:280三月初九,孔昭慈入彰化县城,拘杀土豪总理洪氏立威,却不意大突寮庄(今溪湖镇陈弄见官兵武装弛备,趁势揭竿而起,不少村庄纷纷响应。[4][5]

事件过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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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县城失守后,南台湾各民间势力纷纷起事,而中台湾大小地主,如小埔心(今彰化县埤头乡陈弄、北势楠(今南投县草屯镇洪欉嘉义县严办、以及凤山县徐夏老淡水厅王九螺等纷纷加入戴潮春阵营,各地支持股首更是达上千,而他也论功行赏,除自封为东王外,封林日成陈弄洪欉为南王、西王与北王,设置大将军等官位,安抚百姓,俨然自成一国,且控有几乎全部的台湾中部北台湾部分区域。

明郑王朝灭亡以来,福建省本部向来靠台湾供应粮食,事件爆发后台湾白米价格大涨,演变为恶性通货膨胀,福建顿时陷入经济危机。于是,闽浙总督庆瑞紧急派遣福宁总兵曾玉明渡海来台,召集台勇平定战事,另外命台湾镇总兵林向荣西螺出兵作战。另一方面,台湾府知府洪毓琛紧急成立筹防局应对事变,并向外国洋行筹借十五万两银作为军费,并承诺以关税抵还。

阿罩雾庄攻防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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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罩雾福德祠

4月28日,戴军南王林日成为了替族人林妈盛报仇,率领三万多人截断阿罩雾庄的水源,打算一举消灭前厝林家(即雾峰林家)。这时,林家因多数家勇跟随林文察与林文明浙江太平军作战,庄中只有72名壮丁。但在林文凤指挥下,林家人靠着大炮等强大火力予以还击,随即展开三天的激烈攻防战。期间,林家庄宅几乎失守,但林家家人日夜死守,援军突袭林日成阵中,击杀敌军数百人,一加上翁仔社〔今台中市丰原区翁子〕罗冠英东势角客家人分别派出援人支援,另太平林家与涂城等附近族亲也派出四百多名勇丁支援,共同击退来袭之林日成军。

同时,清廷台湾最高武官台湾镇总兵林向荣率领3000名绿营士兵从台南府城出发,带着亲清民团一同北上平乱,清军行军至八掌溪南岸崩碑立下大营,在崩埤战役戴彩龙率领的戴军一万多人于八掌溪两畔对峙。4月28日由于戴军由白沙墩包抄,一举截断清军粮道,林向荣立即派兵出击,但戴军从前后夹击这支清军澎湖部队,部分将士溺死河中,直到亲清民团林有才安排大炮反击,才挽回清军免于大败。然而林向荣所率的清军主力陷入缺粮危机。之后从台南府城来支援的清军援军,以及携带的军资却在前往押解崩埤清军大营的途中,于安溪寮遭遇戴军截击,清军援军大败溃散,千总龚朝俊澎湖副将陈国诠等人战死,军械弹药银两全被夺走。最终崩碑的清军主力发起突围,但在戴军追击下成为溃败,林向荣只得率领残兵逃往盐水港。

另一方面,戴军西王陈弄率军攻打鹿港,以获取财货。但由于鹿港城居民多为泉州人,而漳州籍戴潮春起事后又大肆屠杀泉州人家庄,因此鹿港居民在黄季忠、蔡马湖、林清源等士绅领导下极力抵抗,而勇首施九挺也招募600名乡勇协助抵抗,经过三天大战后终于击退戴军(一说为鹿港人得到妈祖神示后,信心大振、团结奋斗,最终戴军不战而退)。

六月,掌管台湾北部军务的盐运使林占梅派蔡宇等人突袭大甲城东门,一举收复该城。而戴军的王和尚则于6月2日率军围攻大甲城,并断绝城中饮水。于是城民请贞妇余林春祈雨,而当天果然下起雨来,顿时解除城中水问题。6月9日,代理淡水厅职务的张世英千总曾捷步、把总周长桂以及翁仔社勇首罗冠英率军支援,加上大安港黄氏的协助,一举击退戴军。但6月17日,王和尚再度领军围城,并再次截断城中水源。这次居民又请余林春祈雨,当天也再度降下甘霖。于是在张世英指挥下,城中清军出城迎击,再度击退戴军。

援军抵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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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7日,洪毓琛升为台湾兵备道,统筹全部战事。6月9日,提督曾玉明率领600名兵力抵达鹿港。

而同时,林日成进驻彰化城,戴潮春退回四张犁,之后戴军陆续攻打嘉义、白沙坑等地,但皆被清军击退,而清军虽陆续有曾玉明扩兵400人、台勇1000人助战,但也难有斩获,双方于是陷入对峙之中。

八月九月间,林文明率领1000名台勇请假回台湾助战,战事产生变化。他于外新庄、阿罩雾庄(今台中市雾峰区一带)、大里杙等地与戴军展开激战,击退戴潮春军,然后转自翁仔社(今台中市丰原区),与当地勇首罗冠英合作,合力扫荡石冈仔、葫芦墩等地的戴军,然而此战后,林文明以弹药不足为由,返回阿罩雾。经多次催促后,善后总局补发火药4000斤、子弹2000斤,而林文明于1863年1月29日再度呈请福建巡抚徐宗干补发积欠的安家银19000两与口粮费银10000两,但这些钱始终未拨款下来。

1862年11月23日,林文明率300兵勇攻打树湳,最后于1863年4月11日派叔叔林奠国率领600名台勇,与罗桂英等人攻入戴潮春老家四张犁,经过七天激战受攻克该地。但由于军费仍未解决,林文明再度停止进攻。至此战事再度陷入胶着。

就在林文明于北路有所斩获时,清军却于南路遭到挫败:台湾镇总兵林向荣与台湾水师副将王国忠七月前去救援斗六城,但反遭严办陈弄等人率数万戴军围困;10月29日戴军攻破围困许久的斗六城,林向荣自杀,王国忠等大小将领纷纷战死。戴军占领斗六后,驻扎彰化城内的林日成于12月20日发军围攻大甲,与清军大战于城外,由于清军人数有限,虽有罗冠英率义勇救援,仍败退回城。这次戴军与前两次一样截断城中水源,而大甲城居民三度请余林氏祈雨,天空随即降下甘霖,不久戴军撤退,林日成亦退回四块厝庄。隔年1月,福建水师提督吴鸿源率领3000名清军增援,并进驻盐水

清军反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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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63年3月19日,吴鸿源发动猛攻,直攻到嘉义城外,与城内守将汤得陞里外夹击,击退围城多日的陈弄军。6月,吴鸿源因不肯遵守指令发动攻击,被洪毓琛免职,由曾元福接替,但六月洪毓琛亦死于任内,清军与戴军又陷入胶着之中。

8月,丁曰健接任台湾兵备道,并由沪尾(今新北市淡水区)登陆,重新布置新的作战方针。他命台湾镇守参将关镇国由五汊港(今台中港前身)进攻,自己则于10月22日进驻竹堑城(今新竹市),并命张世英罗冠英等人精选1000乡勇驻守岸里社,打算直接攻打四块厝庄等戴军活动核心地区。两军合力之下,清军迅速扫大肚溪以北(今台中市一带)的戴军村庄,并控制住大肚溪航运,11月28日围攻彰化城

另一方面,11月12日福甯镇总兵林文察自安平登陆,11月20日抵达嘉义,惩劝当地两百数十庄向清军投降,并与与护理水师提督曾元福会师商议战略。商讨结果,他决定先疏通嘉义与彰化交界处的道路,然后再收复彰化,于是命白瑛关镇国合攻斗六,请彰化知县凌定国由宝斗(今彰化县北斗镇)向南攻,而他本人与许忠标等部队沿海向北作战,直到麦寮与南下的林文明会师后再攻打彰化。

事件平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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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廷平定戴潮春事件之后,王桢、郑荣在数个台中海线庙宇赠与匾额,以志纪念。图为“慈芘兵戎匾”,今安置于台中市清水区清水紫云岩

11月26日,林文察进驻麦寮。这时丁林两军已包围彰化县城,12月1日由曾玉明破城。之后,林文察进驻涂库,与曾元福相约攻打斗六,同时歼灭支持戴潮春的村庄三十多座,逐渐逼近斗六城,但斗六防御坚固,难在短期内拿下。于是12月12日,林文察假意以援助彰化战事为由,密令各军各撤离城外,至1864年1月15日,仅留关镇国数营于城下,并燃烧烟柴草烟火,令士兵作慌乱状,而诱使城内敌军开门袭击,这时附近甘蔗田伏兵冲出袭击,关镇国等军备后夹击,成功大败敌军,收复斗六城。1月18日,戴潮春在张三显劝说下出面投降丁曰健,但因出言不逊,丁曰健命陈捷元将他斩杀[18]

收复斗六后,清军开始扫荡林日成、洪欉、陈弄严办等戴氏诸王强将。1863年12月,曾玉明迅速围攻北势楠庄,双方展开激烈的攻防战,其中清军曾挖地道攻入,但不成功,只好以大炮猛烈炮轰,才攻陷该庄,洪欉则于期间战死,其弟洪番被俘,当场被杀。1月19日,林文察率军攻打四块厝庄,经过一番激战后仍未能进,最后搭建炮台,以大炮连夜炮轰,才得以于1864年2月6日斩杀林日成,收复该地。5月,林文察与罗冠英围攻小埔心,与陈弄展开炮战,期间清军死伤惨重,罗冠英也死于其中,但在罗冠英弟弟罗坑领导下,清军持续猛攻,终使陈弄开庄投降,并被当场斩杀。同月,丁曰健派遣知县白鸾卿、参将徐荣生等人率军攻打于二重沟重新起事的严办,严办以伏兵击退清军,但清军以优势兵力围攻,并以大炮轰击指挥台,击杀严办,并押其妻侯氏回嘉义,以凌迟处死。

至此,戴潮春事件宣告结束,清军终于收复中台湾,而曾雄据一方的戴氏政权则结束其三年多的统治。

影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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潮春公园,位于台中市北屯区四张犁的纪念公园。

此战之后,中台湾地主士绅死伤殆尽,其留下之产业也被清廷以“叛产”之名充公,部分则以补偿林文明垫付军费为由交给雾峰林家。另一方面,雾峰林家因平定事件有功,得到全福建省(当时包含台湾)的樟脑收购权,加上林文明攻略各庄与事后清点“叛产”和收“罚捐”(即罚款与事者家人赎罪钱)时侵占部分钱财土地,使林家顿时崛起,后为全台湾五大家族之一。然而,此事件也种下林家与官府之间对立的种子,并激化与邻近大族之间的仇恨关系,因而导致后来林文明被杀,林家一度失势的局面。

但由另一角度而言,戴潮春建立之政权也为台湾清治时期中,最具政权性质的民变势力。事件期间,戴潮春创作童谣,伪造符应,亲自开耕,种种之举皆模仿天子行为与天人感应说。因此有部分史家认为戴潮春是历次民变中,最有政权意识的民变领袖。

参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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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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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考书籍

[编辑]
  • 连横台湾通史,1955,国立台湾大学
  • 黄富三,雾峰林家的兴起—从渡海拓荒到封疆大吏(一七二九~一八四六年),1987,自立晚报
  • 黄富三,雾峰林家的中挫(一八六一~一八八五年),1992,自立晚报。
  • 吴德功戴案纪略(收录于吴德功先生全集),1992,台湾省文献委员会
  • 谢国兴,清代台湾三大民变—官逼民反,1993,自立晚报。
  • 顾敏耀,《东瀛纪事校注》,台北:台湾书房出版公司,2011。
  • 顾敏耀,《陈肇兴集》,台南:台湾文学馆,2011。